第三，强制售卖显然是出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考虑。

我所说的内因和外因，并不象哲学上说的那样―内因决定外因，外因绝对服从于内因。公民权和人权构成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两大框架。

平等权位于第二章宪法权利之首，更能说明平等权的重要性，在现实生活中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宪法规定的平等权是身份上的平等，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承认存在不平等的现象，然后通过宪法和其他法律去追求平等，如何达到平等？我觉得首先应该确保程序平等，表现为国家不在立法上歧视，在涉及公共领域的活动中实现平等对待，只有程序平等，即使没有一个平等的结果，也和宪法所追求的平等价值是一致的。4，行政机关应依法行政，加强自律[12]在中国，由于公权利过于强大，宪法的制定仍然没有摆脱权利本位的阴影，一些地方政府在行政过程当中措施不当，使政府在公民心中的公信力有所减少，地方各政府违规操作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件还经常发生。一是公民的私权利，又有人称之为人权。说到违宪审查，就不得不提孙志刚事件，它直接导致了 《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救助管理办法》的产生，但是一部违反宪法的法规从1982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到2003年废止，竟然存活了20多年的时间，象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方法规，规章还有许多，针对人身自由而言宪法保障就显得如此重要，这说明在其他基本权利方面，违宪审查在我国的法律，法规，规章中仍然有很大的适用空间。5，加大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在维权中的力量个人在社会中的力量毕竟很小，在我国有很多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而且有越来越多之势，象各个民主党派，消协，律协，各类法律研究会等等，有些组织已经开始关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并且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罗豪才就是致公党主席，其本人又是一名公法学家。

[③] 同上[④] 同上[⑤]杨海坤，《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安排》。我觉得这固然表现了我国公民政治权利意识的提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对选举权的漠视。[13]SeeMartion Dreyer Ortwin Renn Editors，Food Safety Governance: Integrating Science，Precaution and Public Involvement，Berlin Heidelberg，Springer － Verlag Press，2009，pp． 6 － 9．[14]SeeRod MacRae and James Alden，A review of Canadian food safety policy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addressing health risks for Canadiands，Pollution Probe，p． 29 ( 2002) ．[15]参见杨小敏、戚建刚: 《风险规制与专家理性———评布雷耶的 〈粉碎邪恶循环: 面向有效率的风险规制〉》， 《现代法学》2009 年第 6 期，第 172 页。

事实上，在食品安全治理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对于食品危害属性已经开展了系统的研究。注释:[1]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以下简称 《食品安全法》) 第 16 条之规定。通过概率评估模式，专家小组能够确切地获知相关食品危害发生的可能性及不利后果，从而为规制机关的决策提供明确的依据。例如，某些被调查样本是过敏体质，对一些食品会产生过敏反应。

[1]该食品危害首先具有科学依据的以及当然的和明确的严重性。这就向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行政机关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对象是什么? 我国 《食品安全法》第 62 条将评估对象指向食品、食品添加剂中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具有这一属性的食品危害是指，风险评估机关依据现有的科学方法能够毫无疑问的判定对人体健康会产生不良影响的物理、化学或生物上的存在状态。1． 具有科学依据的、当然和明确严重性的危害。如果高于 10 微克/公升，那么人患膀胱癌和肺癌的概率高达百分之一。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 2010 年 12 月关于 面粉增白剂安全性的风险评估。

[21]参见 ［德］ 乌尔里希•贝克: 《再谈风险社会: 理论、政治与研究计划》，载赵延东、马缨等编: 《风险社会及其超越》，北京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7 页。危害是指食品中所含有的对健康有潜在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或物理因素或食品存在状况。比如，2001 年 1 月 22 日，美国环境保护署发布一项规则认定，人体能够接受的饮用水中的砷的最高限额标准是 10 微克/公升。因此，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是世界各国政府关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独立的评估专家所使用的科学方法，主要是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基于数学模型的 剂量———反应曲线等。协商性原则，就是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机关、食品安全的利害关系人以及普通公众等，通过沟通和交流、交换意见和提供证据、从而说服对方的互动过程。

具有这一属性的食品危害是指，风险评估机关依据现有的科学证据和知识，无法明确无误地断定某一食品是否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从而不得不依赖于不完整的假设来进行判断和预测。[10]参见袁隆平: 《对转基因食品不能一概而论》，http: / /blog． ifeng． com/article/4469426． html，2011 年 10 月 7 日访问。

这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和事实基础; 二是多样的食品危害属性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的隐含意义。其次，风险评估机关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也会充满不确定性。三聚氰胺是一种有毒的化工原料。管理学的主流观点认为，风险是某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不利后果。换言之，由于引发甲状腺疾病的病原相当复杂，过高或过低的碘与发生甲状腺疾病之间并非是一种线型的因果关系，并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表明甲状腺疾病频发是因全民补碘引起的。而预防式评估则是伴随食品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比如杀虫剂、生长激素、抗生素、复合化肥和转基因技术等，以及为解决食品质量问题而采取的科技手段，比如添加剂和辐射等，所产生的危害而形成的风险评估模式。

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发现，三聚氰胺量剂和临床疾病之间存在明显的量效关系。5． 从评估所使用的方法而言，综合评估模式主张采用定量与定性方法。

这三种不同的危害属性分别隐含着三种不同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式，即概率评估模式、预防性评估模式和关注度评估模式。同时，不同国家的人们，甚至是同一国家的不同人群，对抗病虫的转基因食品危害的理解也相差甚远。

它们往往基于大量的数据和数学上的模型与假设，通过概率来计算食品危害的可能性及不利后果。这其实与概率评估模式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理论预设相一致。

[5]参见杨笑: 《爱尔兰猪肉二恶英超标 200 倍 2047 吨已销中国》，http: / /news． sohu． com/20081209/n261089838． shtml，2011 年 10 月 26 日访问。[2]这一食品危害具有的第二项属性就是明显的社会放大性。在有些人看来具有明显危害性的食品，在其他人看来，该食品可能不具有危险性。[18]与前两种评估模式相比，关注度评估模式在对食品危害的不利影响进行评估时，风险评估机关至少还会考虑以下因素: ( 1) 该食品安全风险是否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 2) 该食品安全风险是否具有可控性; ( 3) 该食品安全风险是否涉及到无法弥补或长期损失; ( 4) 某一特定食品安全风险产生的社会条件。

而面对我国复杂多样的食品安全风险，这一模式显然无法有效应对。[8]SeeStirlingRisk，uncertainty and precaution: Some instrumental implication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in F． Berkhout，M． LeachandI． Scoones ( eds) ，Negotiating Change，London，UK，Elgar Press，2003，pp． 33 － 76．[9]参见宿希强: 《碘盐闹出的风波》，http: / /news． 39． net/mtpl/，2011 年 10 月 7 日访问。

同时，该模式还将食品安全风险视为具有社会建构的属性。通过相关文献分析，本文将食品危害的属性总结为三个方面。

[16]See Jasanoff S． ． The Fifth Branch: Science Advisors as policymaker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2 － 8．[17]SeeMartion Dreyer Ortwin Renn Editors，Food Safety Governance: Integrating Science，Precaution and Public Involvement，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 Verlag Press，2009，pp． 89 － 92．[18]SeeDouglas，M． and Wildavsky，A，Grid － group theory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Effects of cultural biases in Norway in the1990s，Vol． 23．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No． 3． pp． 217 － 244． ( 1991) ．[19]参见信春鹰: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2 －43 页。[7]卫生部门专家做出这样一项判断的主要依据是，虽然过高或过低的碘，都可能引起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但甲状腺疾病是多因素疾病，发生和发展是遗传因素和非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 科学上尚无定论的、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危害。这一事例表明，现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无法可靠评估在科学上还存在相当争议的食品添加剂的风险，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作出的结论也难以被社会公众所接受，而行政机关也难以将其作为执法依据。这其实与关注度评估模式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理论预设相一致。因此，以单一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在评估具有多重属性的食品危害风险时，将出现 失灵的现象。

换言之，对某一食品危害的严重性产生了几种不同的理解，并且这几种理解都可以被不同的公众所接受。分析性原则，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知识缺乏问题，以增强风险评估结论的确定性和可靠性。

政府通过建立相关的实验室，并聘请化学、物理和生物方面的分析专家，来评估微生物和化学类食品危害的发生概率，例如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和重金属等。根据上海市食品协会的一份调查，仅上海市而言，此次事件对上海整个食品行业的影响都很大，包括甜食、休闲食品行业等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很多以奶粉作为原料的甜食、休闲食品品牌深受其害。

[3]参见戚建刚: 《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及对行政法制之意蕴》，《中国法学》2010 年第 2 期，第 65 页。[8]这种模糊性或争议性既表现在不同的个体认知之间，也体现在个体认知与科学的判断之间。